<acronym id="smiqq"><center id="smiqq"></center></acronym>
<rt id="smiqq"><small id="smiqq"></small></rt>
<acronym id="smiqq"><center id="smiqq"></center></acronym>
<rt id="smiqq"><small id="smiqq"></small></rt>
<rt id="smiqq"><small id="smiqq"></small></rt>

貧困的新發展主義修辭

許漢澤2021-06-07 16:48

(《貧困的終結》李小云/著  中信出版社)

許漢澤/文

作為國內外知名扶貧專家,李小云教授最早把參與式發展理論(Theory of Participatory Development)引入中國的扶貧實踐領域,為此參與式發展之父羅伯特·錢伯斯(Robert Chambers)稱其為將參與式方法系統化并運用實施的第一人。在二十多年前參與式發展還在扶貧領域如火如荼推廣應用的時候,有一次在北大召開的扶貧戰略研討會上,包括杜老(杜潤生)在內的原中共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工作人員匯集一堂討論新世紀的扶貧戰略,當大家的討論重點仍都聚焦在扶貧的宏觀戰略和區域發展政策之時,李小云在微觀層面就明確提出對于參與式扶貧過程中的權力運作和道德風險要保持警惕和進行反思,這一觀點受到了杜老的贊賞。無論是作為專家直接參與國家扶貧政策的制定過程還是作為學者對貧困和農村發展開展長期的追蹤研究,三十多年來他始終對我國農村減貧與發展保持了最為前沿性和敏銳性的把握。

對于貧困的理解是我們制定扶貧政策和進行發展干預的前提,但是不同學科與不同學者們對于貧困的定義始終莫衷一是。一方面,我們對于貧困的理解不斷深入和多元,從整體上來看,國際上對于貧困的界定經歷了從單維到多維、從客觀到主觀、從基本需求到自由權利乃至人的全面發展。但是另一方面,無論是側重于宏觀層面的結構解釋還是偏向個體的文化主義解釋都難以直接觸及到貧困的本質。尤其是受到美國的“決定收入”進取模式(achievement model of income determination)的影響,現實社會中有仍然有不少人將貧困的原因歸結為懶惰、愚昧、“等靠要”等個體因素。

近些年隨著精準扶貧、脫貧攻堅在中國農村的開展,各種貧困以及扶貧話語開始不斷涌入到公眾的視野之中,成為了不僅是學術研究而且是大家都關注的社會性熱點議題。但是扶貧成為熱點之后并不必然意味著人們對其知識性的理解和把握也隨之深入,筆者在基層調研時經常會遇到“為啥我不是貧困戶?”“扶貧有什么用?”“為什么不把錢直接發給貧困戶?”等等各種各樣的疑問。這些質疑背后顯示出人們對于貧困和國家扶貧行動的關注的同時也表現出大家對于貧困理解的不足。

當2020年消除絕對貧困之后,精準扶貧和脫貧攻堅開始作為一個完整的社會科學研究樣本呈現在我們面前,我們有必要對貧困和扶貧進行一次整體性的總結和深入性反思。在這樣的背景之下李小云教授《貧困的終結》一書的出版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對于促進我們對于貧困以及扶貧的理解提供了知識上的供給。揭開這本關于貧困終結的著作,我們梳理之后可以看出作者圍繞什么是貧困、為什么扶貧、如何扶貧以及作為扶貧行動研究的“河邊扶貧實驗”四個部分展開分析與討論。

首先,《貧困的終結》開篇就提出了貧困的元問題,一下子將對貧困的分析上升到了政治哲學的高度。開篇即指出貧困的本質是“生存性競爭導致的基于物質獲取差異的社會化過程,基于對物質的崇拜和基于物質貧乏產生的恥辱,社會化的道德出現;社會階層對于差異的固化以及現代社會以及現代社會理性擴張導致的不同種群和國家之間的物質供給方面的差異”?;谝陨戏治鎏岢隽朔鲐毜脑桨讣矗?ldquo;集體性生存倫理的維護和對現代性過度擴張的控制,以及協助落后于現代化的群體接近和把握現代性倫理”,這就是扶貧的哲學含義和對貧困的本質主義理解。對于河邊村的貧困診斷分析,我們可以看出貧困并不是因為貧困人口個體的懶惰和能力上的缺陷,而主要是其陷入了貧困陷阱之中。如果說西方發達國家的貧困主要來自于現代化、工業化過程之中所導致的剝削與排斥,但是我國很多類似于河邊村的農村之所以貧困主要是在發展轉型過程之中所遭遇的傳統與現代性之間的斷裂,而這正是作者對于貧困給出的新發展主義解釋。

第二,在理解貧困的本質之后作者就開始對為什么扶貧進行和扶貧為了什么展開進一步解釋。無論是從合法性還是有效性的角度來看,扶貧行動都可以為國家和政府帶來諸多正向效益。其實不僅在中國,無論是美國約翰遜總統的“向貧困宣戰”(Waron Poverty)、英國的《貝弗里奇報告》都是國家層面對于貧困所開展的計劃性、大規模干預。而當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達到一定程度的時候如果不采取專門行動對不平等與貧困問題進行有效抑制,那么作為社會問題的貧困也會反向對于經濟發展本身產生逆向的制約作用。但同時有人會以“尊重窮人的選擇”作為理由而對扶貧行動和干預提出反對和質疑,但是作者指出這類觀點忽視了窮人與富人本應該享有的同等權利和機會。扶貧最重要的是在消除和緩解貧困戰略和政策以及具體措施要盡量與“窮人”的實際相結合,而不是基于所謂的“尊重窮人的選擇”而鼓勵窮人在舊有的軌道上重復。

第三,作者在接下來的第四、第五章兩部分對精準扶貧和脫貧攻堅中的各種扶貧政策實施進行了分析。這里面既涉及到宏觀層面扶貧戰略、政策的解讀和建議,比如對于精準扶貧的難點、重點和挑戰的梳理總結;也有對于具體扶貧政策執行過程的微觀分析,比如對產業如何扶貧、兩項制度怎么銜接、資產收益如何扶貧、扶貧怎樣瞄準等等。其實,以精準扶貧為代表的貧困治理是國家治理在扶貧領域的呈現,為我們深入了解和觀察當下中國政治、行政以及治理提供的一個絕佳窗口,精準扶貧的意義和作用其實早已經超越了扶貧這件事本身,因此,我們應該跳出扶貧談扶貧。作者早在脫貧攻堅開始不久就已經敏銳地關注到扶貧政策創新與地方政府的競賽,并提出精準扶貧為地方政府形象重塑提供了資源供給,并直接推動了地方政府行為的轉型,并進一步催生了地方政府新的政治生態,精準扶貧對于國家治理、黨政關系、官僚體制以及鄉村治理等都產生了不可忽視的作用。而精準扶貧給地方政府帶來的后續影響以及此項運動本身給我們留下的政治遺產也有待我們在脫貧攻堅結束之后進一步深入觀察和挖掘。

最后,作者以其在云南勐臘縣河邊村的扶貧實踐為例,為我們呈現出了一個“發展主義者的實驗”。李小云教授經常稱自己是一個“有機的發展主義者”,當然不同于傳統發展主義改造窮人的單向度思維,在看到貧困地區不可避免的要遭遇現代化的時候,他嘗試為作為傳統一方的窮人在這一轉型過程之中找到對接現代化的要素,并同時盡量規避發展風險和對窮人的傷害。他提出“發展中的問題是否可以通過發展的方式來解決”,因為畢竟在現代化的過程之中任何人都難以成功抵抗。在河邊扶貧實驗的實踐中,作為研究者與扶貧工作者雙重身份的李小云教授將自己多年的理論思考與經驗應用于這個貧困村莊。作為行動研究的河邊扶貧實驗,這并不是常規意義上政府與社會組織“共謀”之下所打造的一個“典型”,而是反思性知識權威與專業性社會組織參與扶貧過程之中不斷引導政府注意力和撬動政府資源的一個新發展主義嘗試。經歷了六年多的扶貧實踐,“瑤族媽媽的客房”、“河邊青年創業小組”、“新業態復合型產業體系”等諸多新理念被一個個落地和實現。當然河邊實驗中的諸多做法也遭遇了很多現實中的困難和價值層面的糾結,長久看來這種模式是否具有可持續性也存在疑問,但是作為新發展主義實踐的河邊實驗背后所蘊含的發展理念和發展知識正在不斷復制、拓展并運用到更多的村莊的發展和振興之中?!敦毨У慕K結》一書是李小云教授對自己多年扶貧研究的一個總結和反思。這些短文是李小云教授近些年來在各大報刊和網絡媒體上刊發文章的匯總,往往三四千字的一篇短文在李小云教授的口述下十幾分鐘便能完成,讀起來感到趣味十足的同時也發人深思。我認為《貧困的終結》最為重要的部分除了政治哲學分析之外,書中關于貧困敘事的細節描述尤為精彩,一個個鮮活的案例呈現出貧困復雜性的同時讓我們對于這些書中人物的際遇很難不會不產生出一種共情,相信讀了之后對于是否采取扶貧行動這件事本身將會不再有更多的質疑。特此向大家推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