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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墨情緣永相憶 ——懷念章開沅老師

趙軍2021-06-03 15:54

(章開沅先生,2013年  CFP/供圖)  

趙軍/文

伴我走入學術人生

富士無語望鶴去,長江悲戚傳師恩。

2021年5月29日,僑居日本的我驚悉恩師章開沅先生仙逝消息,悲痛之情難以抑制。中國史學界失去了一位學思敏銳犀利、學養博大精深,又善于對青年學子循循善誘的開拓者和領航人,而我本人也失去了一位勝似父母的學術導師和人生楷模。

1978年秋,我進入華中師范學院歷史系師從章開沅先生,從他的碩士生一直讀到博士生,所受教誨和啟迪,不僅僅限于治學,還包括了人生的價值取向和如何做人的修養教養。他于我既是嚴師,又是慈父;他的言傳身教是我一生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精神財富。

回想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沅師擔任華中師范大學校長工作,正值大學改革擴展之時,他每天忙于各種巨細事務,但是每周六下午一定會抽出時間為我和晚一年進校的馬敏、桑兵、莫世祥、韓明五個人開辦博士“基礎訓練”課。當時空調還未普及,武漢夏日炎熱,師生六人圍坐在章宅客廳里,每人一把大蒲扇,邊扇邊談論近來的讀書心得和正在思索的研究構想。在嚴師面前,弟子們誰都不敢偷懶,所以每周都需要帶著新的素材和新的思索參加。每當恩師嚴厲教導之時,師母就會從廚房端來解暑的烏梅茶,以緩和緊張氣氛。之后師兄弟們在國內外史學界能夠展露頭角,推出頗有影響的論文、專著,形成了日后“章門弟子”獨自的學風,其研究思路大多源于在章宅客廳接受的基礎訓練。

博士課程畢業后,因機緣巧合,我們全家都來到日本工作和生活。到日本后應當如何治學和在異國開展學術研究,又是開沅師的引導和推動,讓我一直走到了今天。開沅師曾多次談到,“我一生在學術上做了兩件事,一是把中國的辛亥革命史研究推向世界,并把國外的研究引入到中國”。他認為孫中山和辛亥革命與日本有著很深的淵源,多次具體指導我深入挖掘資料,汲取日本史學界的研究方法,開拓研究思路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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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與章開沅老師合影。2019年3月4日攝于章老師辦公室

為中日史學交流引水開渠

章開沅先生自己就是國內最早同日本學術界建立交流關系的開拓者之一。在改革開放不久的1979年,開沅師應日本史學界泰斗井上清先生為代表的京都日中學術交流懇談會的邀請訪問日本,接受了許多日本學者的贈書,同時他還用節約下來的生活費購買了不少圖書和縮微膠卷帶回武漢。這些資料,就成為我邁進中日關系史研究大門的最基本的資料。我的碩士論文選題,也跟開沅師的這次出訪密切相關。據說,大阪教育大學的北山康夫先生,在經過了“艱難的抉擇”之后,還是決定將收藏多年的數期《革命評論》原件慨然贈予章老師(可以說其實是贈送給了中國學術界)?!陡锩u論》是1905年宮崎滔天等“日本友人”為聲援中國同盟會而發行的期刊,殘存至今的原件堪稱寶貴文物。

正是開沅師帶回的這些資料,讓我選定并得以順利完成碩士學位論文《試論宮崎滔天與興中會》。1983年,中國開創近現代史專業博士學位課程,開沅師被選為第一批博士導師,我成為他的首屆博士研究生。開沅師認為,研究日本歷史,必須要真正了解日本社會和日本國民,它通過佛教大學教授、現代中國研究會代表的吉田富夫先生,實現了中日兩校之間的學者交換計劃,并把我派到京都研修學習。而在當時能夠獲得赴海外學習的機會確實是非常難得和寶貴。我也由此深深感受到了先生的關愛和期待。

當時,冰封多年的日中關系剛剛解凍,日本學者為什么對開沅師能夠如此信任慷慨?之后問起日本學者,據他們說,是章先生的學者風范和人格魅力,贏得了他們的信任和尊重。

開沅師對以野澤豐為中心的日本學者的中國近代史研究團體非常重視。他曾經回憶:“我與野澤豐先生最初相識于東京”,時間是1979年的11月10日(章開沅:《環宇豈無真知己,海外偏流文字緣》)。這天下午,開沅師應邀參加東京辛亥革命研究會每月一次的“例會”,“到會者有市古宙三、野澤豐、石田米子、藤井升三、久保田文次、小島淑男、菊池貴晴等”,無一不是戰后日本開拓和推動中國近現代史研究的第一、第二代學人。東京的這個辛亥革命研究會,是沒有任何“官方背景”的日本學者們自發組織、自費運作的民間學術團體。正因為是“純粹的”學術團體,這些學者們更重視同中國學術界的交流和互動。野澤豐教授也認為,該研究會最重要的成就,就是堅持了“以中國為中心”和“以國際交流為中心”兩個活動重點:“從國際上看,研究會主要以中國為中心,一方面從海外邀請學者來日,召開以辛亥革命為主題的學術討論會。另一方面,研究會的主要成員也應邀積極參加在中國主辦的國際學術討論會。他們的報告內容得到了很高的評價。有基于此,以辛亥革命研究會為平臺,培育出了許多優秀的研究者,在國際上獲得很高的評價,并受到眾多關注”(野澤豐:《章開沅教授和日本的辛亥革命研究會》)。

辛亥革命研究會的日本學者們固然重視會議室里鄭重其事的學術發表和討論,但真正的重頭戲,卻是會后大家在“居酒屋”或者小餐館里兩杯酒下肚后不拘一格的“暢談”和言出無忌的“交流”。章先生講演這天的聚餐場所,據說是和式餐館“江知圣”。所有的學者們親密地繞成環狀“席地而坐”,開沅師“報告中國辛亥革命研究情況后,爭論頗為激烈,無非三派意見:工農為主體、資產階級革命、紳士運動,各不相讓,但加深彼此理解,可謂和而不同。一直到晚上9時始散,前后共討論6小時(包括邊吃邊談),為此行前所未有。”這種馬拉松式的會議長卻不膩,章先生由于跟野澤豐和菊池貴晴兩位大師級學者共敘,而且他們在學術上也不約而同地認為辛亥革命的性質是“資產階級革命”派,“從此我(章先生)與野澤豐先生開始了整整30年的親密交往。”

我到日本之后,開沅師就時常書信囑咐我要積極參加辛亥革命研究會的活動,尤其要注意多多向野澤豐教授等日本學者請教。所以我堅持每月參加研究會的“例會”,并將研究心得與日本學術同行們分享。開沅師曾總結:通過辛亥革命研究會的活動,“展開了兩國辛亥革命研究者長達20余年的頻繁交流合作?;蛳嗷⒓訉Ψ脚e辦的國際研討會,或互相邀請訪問講學,或交換珍貴歷史文獻與最新論著,或共同合作進行研究乃至培養青年學者。我們之間關系的密切與成效的顯著,已經不僅限于辛亥革命研究本身,而且是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寫下極其美好的一頁。”(章開沅:《筆墨情緣永相憶——我與辛亥革命研究會》)對此,我可以說是親臨其間,體會至深。

但是,東京的辛亥革命研究會在2005年由于世代的交替、學術研究領域的更新和活動場所等原因,決定停止活動,予以解散。這在我們中國學者看來,似乎是難以理解和接受的問題:一個成績卓著而且正?;顒拥膶W術團體,為什么要突然自我宣布解散呢?野澤豐先生覺得也有必要向中國學者們做些解釋工作,于是在雜志《近鄰》(這是野澤豐先生個人出資創辦的學術刊物)第47號(2005年春季號)預計設立‘惜別辛亥革命研究會’的專欄,請開沅先生賜稿。為此,開沅師以《筆墨情緣永相憶——我與辛亥革命研究會》一文給野澤先生回復。“世界上沒有任何‘萬壽無疆’的人和事,日本的辛亥革命研究會作為一個民間學術團體能夠持續發展40年,而且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并在國際上產生重大影響,這已經是了不起的成就”;“惜別不是永別!我深信中日兩國年輕一代的歷史學者,必定會在新的起點上與新的條件下發揚光大我們這一代人所已做過的學術交流事業”。不但對野澤豐先生等日本學者的決定深表理解,而且高度評價了該研究會的成就,并為后來的學人們提出了更高的學術目標。野澤豐先生對于章老師的回信深感欣慰,請我到他家中口譯給他,并且一再確認其內容,一再念叨著:“太好了,太好了”。他從此將更多的精力投入在培養中日兩國青年學者的事情上。

為了回饋章開沅先生的理解和支持,吸引更多的中國青年學者參加中日史學研究,野澤豐先生做出了一個重大決定,將他畢生積累的大量學術著作和資料等,日文部分全部捐獻給開沅師所在的華中師范大學辛亥革命史研究室(現中國近代史研究所),中文部分則捐獻給他另一個海外學術摯友——閔斗基先生所在的韓國首爾大學。這些書籍、資料,要分裝幾十個紙箱,從編目、分類到裝箱、聯系托運等等,幾乎都是野澤先生親自動手完成的。當時還沒有電腦之類文字處理利器,一部部的圖書目錄都是野澤先生親手抄寫。野澤先生贈送的書籍到后,在開沅師指示下,專門開辟了“野澤豐書庫”,供中外學者們查閱利用。此后不久,野澤先生又將退休金拿出一部分捐贈華中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作為“野澤豐獎學基金”的原資,獎掖攻讀學位的中國學子們。前不久我又找到了幫助野澤先生郵寄這筆資金的收據,感慨良深。

對弟子永恒的關愛

在治學態度上,開沅師對弟子們寬中有嚴,循循善誘。不但引導我們自身一步步成才,也教會了我們怎樣為人師表,做青年學子的知心人和稱職導師。即使我們已經在國外工作和生活,也時常能夠得到他的關愛和支持。

2005年12月,通過我的企劃,NPO中日學術交流中心和日本華人教授會在東京舉辦了“日中關系的回顧與展望——紀念中國同盟會成立100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100多位學者與會。以孫中山為首的中國資產階級革命黨人最早的全國性革命團體——中國同盟會1905年誕生于日本東京,在中日關系面臨種種不安定因素的當時,舉辦這樣一場研討會,不但會推動辛亥革命史和中日關系史的研究,同時也具有以史為鑒的現實意義。開沅師為此專程從武漢來到千葉商科大學,在開幕式上做了《百年以后看同盟會》的主題演講。他用“組黨——孫中山舉步維艱”,“建黨——在日本水到渠成”兩個部分概述和重新評估了同盟會成立前后的歷史,而后指出“一些重大事件的歷史意義,并非當時或近期就被世人所認知”,“同盟會的情況也有點類似”;“只有在歷經百年的滄桑,積累大量正面與負面的經驗,而至今國人猶在不斷念叨‘走向共和’的時候,我們才能更為深切地認知同盟會成立的豐富內涵”。

2011年11月,我們又在東京舉辦“亞洲主義、近代民族主義的再審視——紀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之際,開沅師由于身體狀況和時間安排,未能親自蒞會,但還是給會議寄來了書面講演《縱觀辛亥革命上下三百年》。這篇論文認為,對于一個重要的歷史事件,需要以“100年歷史背景,100年的歷史本身,還有未來100年的歷史展望”的“巨視”眼光加以通盤研究,辛亥革命既有偉大的歷史意義,也存在著負面因素;歷史的連續性和復雜性需要揭示,更需要“擴大視野,把中國置于全球化及至整個人類文明走向的大背景中來考察未來的100年”。開沅師最后還強調:我們“一方面珍惜中山學說的前瞻性,如有關民生主義、世界主義與民族主義的關系等有關思路。另一方面更要勇于面對當今及今后中國乃至整個人類面臨的新問題,特別是在多極化國際新格局中的和平發展與大國責任,環保問題、能源問題,都涉及到人類文明的生死存亡,是自我毀滅,還是自我救贖。任何一個國家的問題都是世界的問題,而面臨每個世界重大問題,任何一個國家都難以獨善其身。因此,更需要國與國之間、地區與地區之間、民族與民族之間的對話、交流、溝通,以全球大局為重,從共同利害抉擇中,求同存異,或曰尋求易于導致趨同共識的最大公約數。”這些話語,現在讀來似乎更能感受到開沅師作為一個智者、哲人所具有的深邃洞察力,為他在十余年前對世界大勢走向的精準推斷而折服。

2019年,我基于當年博士學位論文所撰寫的專著《辛亥革命與大陸浪人》決定由江蘇古籍出版社出版修訂版。由于30年前出版該書時沒有時間聯系到開沅師為我作序,成為我最大的憾事之一。此次當我向開沅師表明這一意愿時,93歲高齡的他立刻爽快應允,并很快寄來了《序言》。他在序言中寫道:“作者離國多年,但仍極為熱愛祖國,更為關心母校,經常為華師提供許多助力。特別重要的是,在他的熱心聯絡下,我們不僅與宮崎家族保持將近30年的密切交往,而且還與梅屋莊吉的后裔也成為海外知交,共同為中日文化交流作出重要貢獻。為紀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宮崎滔天家藏文獻》及時出版,梅屋莊吉遺存文物在武漢舉辦展覽,都是我們共同營造的碩果。”自己的些許努力能夠得到這樣的首肯,感奮的同時我也感受到了恩師更多的期待。我愿把這篇序言當作開沅師給我的遺言,鞭策自己今后的學人生涯。

贏得學界敬重的學術“泰斗”

聽到章開沅先生與世長辭的噩耗,日本歷史學界許多知名學者、中青年學術俊秀也表示震撼和哀悼。一些人紛紛發來郵件或打來電話,向我們表示對章先生的懷念和仰慕之情。

久保亨教授(信州大學特任教授,歷史學研究會委員長,日本學術會議會員)得知章先生逝世消息的當晚,就給筆者發來郵件:章先生是一個“巨大的、巨大的存在。自己曾經得到過多方幫助,謹在此表示衷心的哀悼!另外還會將這一消息通知中國現代史研究會的各位學者。”與章開沅教授有著40多年以上交誼的日本女子大學名譽教授久保田文次先生和夫人,跟我通電話時表示,他們對章教授的去世深感震驚和悲痛,并希望我代表他們向黃師母和章先生家人表示衷心的慰問!他們說章先生是“最令人尊敬的學者,我們也受過諸多關照”。他們開展的宮崎滔天和梅屋莊吉家藏史料的整理工作,就是基于章先生的提議啟動的。他們目前正在整理與章先生有關的照片、文字等,近期內準備匯總起來頒布中日學界、友人,以紀念章教授對中日學術交流的功勞與貢獻。大阪大學名譽教授、神戶孫文紀念館副館長西村成雄教授,則發來中日文雙語的唁電:“接章開沅教授逝世噩耗,不勝震驚,謹致衷心哀悼。隔海遙祈導師冥福。敬請各位遺屬千萬珍重。”

此外,日本花園大學名譽教授小野信爾先生和夫人、京都大學名譽教授小野和子,中央大學深町英夫教授,東京大學川島真教授,日本大學小濱正子教授,駿河臺大學名譽教授井上久士先生以及孫中山先生摯友梅屋莊吉后裔、日比谷松本樓總經理小坂文乃女士等,也紛紛發來郵件,對章先生的逝世表示衷心的哀悼。

開沅師以自己的學識與人格,在海外也贏得了眾多學者和友人的信賴與敬重。

在中國歷史上,史學家自古就不是歷史的旁觀者,而是身負對時代負責、對歷史負責雙重重任的歷史的“監視者”和“干預者”。惟其明了歷史,必須正視歷史;惟其理解歷史,更應參與歷史。這就是以“秉筆直書”為美德的史學家的“歷史使命感”。章開沅先生有言:“沒有歷史使命感的知識分子,不是真正的知識分子”。他自己也身體力行了自己的格言。

記得2000年冬季,正是戰后日本右翼勢力借“新歷史教科書編篡會”勢力異軍突起時機,全面否認東京審判以來國際社會對近代日本軍國主義勢力侵略亞洲鄰國罪行的歷史結論,企圖借歷史教科書、隨軍慰安婦等認知糾紛向中國、韓國等鄰國在“歷史責任”問題上反攻倒算甚囂塵上的時候,開沅師應日本民間團體的邀請,前來日本參加有深受日軍暴行迫害的“中國慰安婦”參加的控訴和反對日本否認戰爭罪行的和平活動。由于日本右翼勢力的甚囂塵上,參與這次會議的所有中日人員都面臨著人身安全的重大威脅。記得那天我和夫人沈潔駕車前往岡山市拜訪開沅師,歷經多重警戒手續之后見到的開沅師卻是那樣的鎮定、坦然!在右翼分子伺機擾亂情境之下,他不僅在學會上演講,還冒著風險參加了夜晚的街頭提燈游行。

開沅師勇敢行為的背后,其實有著洞察局勢的縝密。他自己不惜在危險的場合同日本右翼勢力進行面對面的斗爭,但對于在日本定居的在日華人,他無論是寫序文還是參與活動,都注意盡力保護在日華人利益不受其危害。

2014年4月16日,章開沅先生“請辭”“資深教授”的稱號,用自身行動打破學術頭銜終身制的束縛和誘惑。開沅師再辭請報告中寫道:“年邁退休,應屬當然,榮譽可能終生,工作自有了時?,F今學校、學科形勢大好,后繼有人,英才輩出,實乃敝人急流勇退,圓滿謝幕之良機,庶免掛名裝點尸位素餐之過失。”我為開沅師豁達的心胸和學者風骨深感敬佩,歸國參加榮退儀式,并代表章門弟子向開沅師深鞠一躬。翌日的《楚天都市報》以《深情鞠躬,弟子回國見證恩師身退》為題報道了此事。相信我的致禮,也代表了所有受到過開沅師教誨的弟子們對恩師共通的景仰與致敬。

僅以此文奉于尊敬的章開沅老師靈前。

(作者系日本千葉商科大學教授)